社会基线理论:理论框架、发展脉络与应用场景
Social Baseline Theory: Theoretical Framework, Developmental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
引言
“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被打败。”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,连续 84 天没有捕到鱼,在第 85 天独自驾船出海,与一条马林鱼搏斗三天三夜。他击杀大鱼之后遭遇鲨鱼群袭击,最终只带回鱼骨。这一文学叙事常被解读为关于独自承受困境的隐喻。
在搏斗过程中,圣地亚哥反复想到男孩马诺林。马诺林曾是他的同伴,受其父母的限制不再跟随出海。老人在海上的自语,体现出对同伴在场的需求。
个体在具备充足经验的条件下,依然对依恋对象的在场存在需求;依恋对象回归之后,个体的内在状态发生改变。这类现象存在神经科学层面的解释框架。心理学家 James A. Coan 及其合作者提出社会基线理论,用于解释社会关系对个体威胁评估、能量消耗与认知加工的调节作用。该理论的基础假设为:人类大脑的默认运行条件,预设环境中存在可依赖的社会伙伴,独处属于偏离默认基线的状态。
一、理论起源与概念框架
1.1 社会关系作为生物能量资源
社会基线理论于 2006 年正式提出,其理论源头关联行动经济原则(Economy of Action)。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框架下,行动经济原则表述为:生物维持生存与繁衍,需要保证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。大脑属于高耗能器官,倾向选择能耗更低的认知与行为策略[1]。
Coan 等研究者提出,社会关系属于一类长期被忽略的生物能量资源,与食物、水、适宜温度具备同类属性;可靠他人的在场,能够降低个体应对环境挑战时的能量消耗。早期研究尝试定位专门负责社交加工的独立脑区,相关尝试没有得到稳定重复的证据。Coan 据此提出推论:大脑默认处于社会加工模式;人际互动不是激活一套独立社交回路,独处状态才需要额外神经资源补偿社会资源的缺失[2]。独处会抬升认知负荷与情绪负荷,带来可观测的生理代价。
一组经典实验为该推论提供实证支撑[3]。实验选取已婚女性,设置三种社会条件:独自面对电击预警信号、握住陌生人的手、握住丈夫的手。采集脑成像数据后可见,握住丈夫的手时,参与威胁、恐惧、疼痛加工的脑区活动水平下降;握住陌生人的手同样存在调节效应,但效应幅度弱于依恋对象。后续拓展实验显示,仅在心理层面想象依恋对象在场,也能够下调下丘脑与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,完成情绪调节,保存认知资源[4]。上述结果说明,依恋对象的在场,直接改变大脑对环境威胁的评估参数。
1.2 两类作用机制
社会基线理论划分两类独立但协同的作用路径:风险分担(Risk Distribution)、负荷共享(Load Sharing)。
- 风险分担(Risk Distribution):群体环境下,个体的威胁警觉水平下降。威胁的潜在代价被分散至多名群体成员,个体不需要持续维持高警觉水平。非人灵长类觅食群体的观测数据显示,群体内个体分配给捕食者警戒的时间少于独处个体[5]。人类样本中,信任对象在场时,杏仁核等威胁检测脑区的活动强度降低。
- 负荷共享(Load Sharing):多名个体共同承担任务或压力,降低单一个体的总付出。该机制覆盖体力任务、情绪调节、认知加工。协作记忆任务中,多名参与者共同分担编码与提取的认知负担;负性事件共同暴露时,情绪冲击被分散[2]。
二、理论发展脉络
自 2006 年提出之后,社会基线理论从威胁反应、情绪调节领域,逐步拓展至基础认知、个体差异、社会稳态调节等方向。
2.1 认知过程拓展:视觉、注意、记忆
早期研究集中于情绪与威胁加工。后续研究将理论边界延伸至感知、注意、记忆,对“认知加工独立于社会情境”的传统预设形成补充[6]。
视觉感知方向的实验显示,地理坡度的主观估计,除受年龄、体能等生理资源变量影响外,同样受社会资源变量调控。有同伴在场的被试,对山坡倾斜程度的主观估计值更低[7]。从贝叶斯计算框架理解,该结果对应大脑对行动成本的估算逻辑:当社会资源可得,物理环境不变的前提下,大脑下调任务所需努力的先验估计。
协作记忆范式下,群体回忆表现满足负荷共享的预测,多个神经系统分担记忆编码与提取成本[8]。协作群体的即时回忆总量,有时低于名义群体(Nominal Groups,同等数量个体单独回忆结果的加总),该现象称为协作抑制。延迟复测数据显示,个体回忆的衰减速率更快,协作回忆的时间稳定性更高。社会基线理论对该现象的解释:负荷共享将记忆维持的代谢成本分散至多个独立神经系统,提升记忆系统的稳健性,即时提取总量的下降,换取记忆表征更长时间的存续[9]。
注意分配层面,无关协作任务中,他人在场依然可以改变个体反应参数。即使被试不主动观测他人动作,感知到他人存在即可改变反应时,大脑自动表征环境内其他个体的行动意图[10]。共享任务表征可以在无主动人际协调的条件下生成,属于社会情境自动化加工的产物。
顺从(Yielding)是后续新增的理论构件。在信任对象在场时,个体主动下调自身生理投入与认知投入,将应对环境挑战的主导权转移给对方。顺从不属于依赖或软弱,属于能量保存策略,将有限资源分配至优先级更高的事件[11]。
2.2 个体差异维度
社会基线不存在统一固定值,个体基线由早期依恋经历、社会资本共同塑造。贝叶斯视角下,个体基于过往互动经验形成先验(Priors),决定信任资源的分配对象。安全依恋个体更容易将他人判定为可靠社会资源,在威胁场景下主动寻求支持;不安全依恋个体倾向将他人判定为不可靠或存在风险,无法获得同等的节能收益[12]。
人格变量同样参与基线的塑造。外向者基础生理唤醒水平偏低,社交行为用于提升唤醒至最优区间;内向者基础唤醒水平偏高,社交容易造成过度唤醒。独处条件下,外向者偏离自身基线的幅度更大,在警觉类任务中表现下降,该结论与同期人格生理研究结论一致[13]。
2.3 社会稳态调节与社会稳态负荷
基线参数随外部环境动态波动。近年研究者将社会基线理论与稳态调节(Allostasis)框架整合,提出社会稳态调节(Social Allostasis)、社会稳态负荷(Social Allostatic Load)拓展模型[14]。稳态调节指有机体主动调整内部状态适配环境变化;社会稳态调节将调节单元从单一个体扩展至人际关系系统。伴侣之间持续调整预期、沟通模式、亲密程度,共同应对外部压力。
长期高负荷的人际调节,累积形成社会稳态负荷,即人际压力持续作用带来的生理磨损。消极互动模式,例如共同反刍(Co-rumination),指双方反复复盘负性事件,不生成解决方案,会放大威胁感知,提升情绪困扰水平[15]。该拓展框架可用于解释亲密关系冲突、长期照护者压力等现实问题。
图:不同社会基线示意[6]
本图出自 Gross & Medina-DeVilliers(2020)针对社会基线理论(Social Baseline Theory, SBT)的综述拓展研究。该理论由 Coan 与 Beckes 提出,其主张为:社会支持并非附加增益,而是人类神经与认知活动的默认基线条件;独处、社会隔离属于偏离基线的应激状态,可带来主观努力感与生理负荷的升高。
图中两个交叠圆圈分别指代个体(Individual)与社会环境(Social Environment)。个体涵盖自身先天特质、认知与生理资源;社会环境包含亲人、同伴、社群等可供调用、分担风险与行动成本的外部社会资源。二者的重叠区域,表征个体在心理与神经层面将社会资源、社会关系整合进自我表征的程度,即社会基线。
社会基线(Social Baseline)是个体默认将社会资源纳入自身行动资源池的稳定基准水平,其区间由个体早年生活经历、人格特征划定。在基线区间内,若社会资源可及,个体维持低能耗的稳态;当社会资源供给发生变动,基线会在既定区间内产生临时偏移。
- 第一行图示:呈现个体基线的固有波动区间,区间边界由早期经历与人格特征限定。
- 第二行一组图示,从左至右依次呈现基线的动态偏移:
- 左图:个体与社会环境重叠范围扩大,社会资源纳入自我表征的程度临时上升,对应社会支持充足的状态;
- 中图:重叠范围匹配基线设定点,为个体常态基线水平;
- 右图:个体与社会环境重叠范围缩小,社会资源纳入自我表征的程度临时下降,社会联结减弱,个体需要独立承担更多风险与能耗。
三、应用领域
3.1 公共卫生与身心健康
流行病学证据显示,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疾病、抑郁障碍等多种身心疾病的独立风险因子。社会基线理论提供机制解释:社会支持不足时,大脑长期维持高威胁警觉,自主神经系统、下丘脑-垂体-肾上腺轴持续激活,诱发慢性炎症、代谢紊乱。
Henriksen 等人(2014)的研究显示,孤独感得分更高的个体,含糖饮料摄入频次更高;控制体重指数、抑郁症状、体力活动、收入变量之后,关联仍然显著。研究者提出假说:基线需求无法满足时,大脑会启动替代性能量补偿路径,糖分摄入提供替代的资源安全感[16]。
3.2 临床心理病理研究
该理论被用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理机制分析[17]。健康心理功能依托稳定的社会调节;边缘型人格障碍典型的情绪失调、冲动行为、拒绝敏感性,可描述为社会调节通路失效,风险分担与负荷共享机制无法正常生效。同类分析框架也被引入社交焦虑障碍的干预研究[18]。
3.3 教育场景
协作学习不只是教学组织形式,也匹配大脑能量经济规则。小组学习环境下,个体认知负荷下降,包括任务难度主观高估、失败预期、信息存储负担等。该结论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协作教学提供神经层面的支撑[8]。
3.4 人际互动与社会化行为
社会化的基础是个体将社会规范、合作规则、他人视角内化为认知系统,不属于表层社交表演。社会化水平较高的个体,稳定降低其他互动方的预测成本。
人际互动的消耗水平,取决于互动对象行为的可预测性。不可预测的互动对象,迫使对方持续分配认知资源完成行为预判,持续消耗心理资源。信任的建立顺序依次为可预期性、可依赖性、信念。
可观察的稳定行为特征包含三类:
- 事务闭环反馈:接收任务、进度变更、完成、无法承接时,主动传递信息,消除对方的不确定性;
- 情绪信息化表达:情绪表达附带边界与诉求,避免接收方猜测情绪来源;
- 前置沟通预期:发起请求时明确需求类型、截止时间、验收标准,减少反复确认成本。
同时存在过度社会化的区分:过度社会化个体将全部消耗转移至自身,持续承接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务、压抑自身诉求,最终边界的突然变化,再次提升对方的预判成本。社会化训练可通过固定的反馈规则、结构化表达、清晰请求要素逐步建立。
3.5 亲密关系与睡眠调节
依恋对象在场可以改变个体的警觉水平,影响睡眠状态。独处时个体需要持续监测环境风险,维持基础警觉;可靠依恋对象在场,风险监测的负荷被分担,抑制性的警觉水平下降,睡眠更容易启动。
嗅觉线索可以独立产生同类调节效应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项实验中,被试在不同夜晚分别接触伴侣穿过的衣物、中性气味衣物,接触伴侣气味的夜间,睡眠效率平均提升 2 % 以上。该效应不依赖被试对气味来源的有意识识别。
轻柔躯体接触同样参与调节。C 类触觉传入纤维对缓慢、温和、接近体表温度的触碰敏感,信号传入情绪与躯体感受加工脑区。压力测试前,20 秒伴侣拥抱可以降低后续皮质醇反应水平。
长期稳定的安全感,来自持续可验证的支持信号:个体确认自身沉默、疲惫、延迟回应的状态,不会造成关系的负向改变。该条件下,个体可以暂停持续的关系监控,进入休息状态。在长期亲密关系中,松弛、沉默、困倦,属于基线满足后的表现,不代表关系衰减。
3.6 线上社交、面对面互动与家庭仪式
归属需求属于人类基础动机,和饥饿、口渴同属持续驱动个体建立、维持稳定积极亲密关系的动机系统。社交需求与生理需求共享部分神经通路,社会排斥、孤独体验能够激活对应躯体疼痛的脑区;满足社交联结需求,可观测到情绪、压力调节、免疫相关指标发生正向变化[19,20]。
线上文字、语音、视频通讯可以建立联结,在无法见面的时段提供情绪缓冲,但无法复刻面对面互动对应的调节效应。梁内森等人 2024 年的研究,将社交互动划分为八类:面对面互动、视频群组通话、一对一视频通话、语音通话、文字消息、社交媒体发帖、评论、被动浏览内容。249 名被试连续两周完成多次抽样记录,累计采集近 7000 条情绪与社交记录。数据显示,面对面互动提升积极情绪的效应高于其余所有虚拟社交形式;视频、语音通话能够提升部分联结感受,但效应弱于面对面互动;单纯浏览社交媒体内容,情绪收益偏低,部分样本伴随孤独感上升[21]。
图 不同社交互动形式的情绪效应[21]
经验取样法研究的效应值森林图
A、B 两个子图对比8 类社交互动形式对积极情感、社会联系感的效应;圆点代表效应均值,横线为置信区间,*代表统计显著性(**p<0.01,***p<0.001)。
- A 子图:横轴为积极情感;0 值虚线为参照基准,圆点在 0 右侧,代表该互动形式显著提升积极情感。
- B 子图:横轴为社会联系感;0 值虚线为参照基准,圆点在 0 右侧,代表该互动形式显著提升社会联系感。
结果规律
- 面对面互动在积极情感、社会联系感两项指标上的效应值均为最高,显著优于所有线上虚拟社交形式。
- 同步线上互动(视频通话、群组通话、语音通话)的效应次之;其中视频、群组通话的增益高于语音、文字消息。
- 文字消息同样带来正向增益,但幅度弱于实时音视频互动。
- 社交媒体单向/被动行为(发布、评论、浏览)的提升效应最低:浏览、评论对应的积极情感增益接近 0,是所有互动类型里收益最低的类别。
研究逻辑:主动双向同步社交(面对面、实时音视频)对主观福祉的增益更强;被动浏览、浅层评论这类低响应性社交,带来的积极情绪与联结感十分有限。
物理在场是触发社会基线负荷分摊机制的前提条件。仅远程线上沟通,无法满足可接触的条件,机体不会自动将远端亲友纳入基线资源池。异地状态下,远端亲友不被机体识别为可用的基线支持资源。当个体完成空间移动,实现物理见面,可接触的社会支持条件达成,应激基线回落,个体获得安定感。
家庭仪式属于一类结构化的家庭互动形式,包含生日庆祝、节日团聚、固定家庭活动等,在特定时间、地点以相对固定流程开展。相关综述研究记录,稳定的家庭仪式提升群体凝聚感,促进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换。长期处在仪式丰富的家庭环境中的个体,归属感、幸福感、自我价值、社会适应指标呈现更高水平[22]。
家庭仪式的效应来自三条路径:
- 控制感维持:在变动的生活环境中,重复开展的仪式提供稳定参照,提升安全感;
- 意义承载:仪式动作承载家庭价值与情感符号,支撑个体自我认同;
- 社会支持供给:共同活动、经验分享形成情感共鸣,持续补充社会支持资源。
中秋团圆、春节团聚等传统行为,同时叠加面对面在场的基线调节效应与家庭仪式的凝聚效应。交通、时间成本较高的长途返乡,对应个体对可接触社会支持、仪式化团聚的需求。当前虚拟现实、全息投影等媒介尚未完整复刻物理在场对应的生理与神经调节效果。
四、代表性研究案例
案例一:依恋对象回应方式对不同依恋类型幼儿支持提供预期修正的影响[23]
作者:贾成龙,吴婷,孙莉,秦金亮
摘要:依恋对象的敏感性回应是安全依恋发展的前置条件。研究采用改编依恋预期范式,在实时互动条件下考察确定性回应、概率性回应对幼儿支持预期与预期修正的作用。结果显示,安全型依恋幼儿在初始阶段,更多预期依恋对象会提供支持;幼儿可以依据依恋对象的回应类型,一致性修正预期;低水平回应带来的预期修正幅度高于高水平回应。研究结果说明,5 岁左右幼儿可以依托实时互动信息更新依恋表征,为依恋发展研究提供实验证据。
关键词:支持提供预期;依恋预期修正;回应方式;依恋类型;幼儿
文献来源:《心理学报》,2023,55(03),455–468。
案例二:Why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for Physical Health: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Modifying Risk and Protection[24]
作者:Julianne Holt-Lunstad
摘要:社会联系具备适应性价值,和生存相关。综述整合现有证据,说明社会联系对健康、长寿存在稳定效应,社会联系缺失属于早逝风险因素。文章引入系统视角,将社会联系纳入公共卫生框架。个体健康相关生物过程嵌套在家庭、邻里、社区、社会文化环境之中。依托社会生态模型,梳理社会联系影响躯体健康的因果路径,讨论干预方案的开发方向,同时标注现有研究缺口。
关键词:社会关系;社会联系;社会隔离;孤独;社会网络;社会生态模型
文献来源: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,2018,69,437–458。
五、小结
社会基线理论描述一套生物能量调节逻辑:可靠社会关系属于可利用资源,通过风险分担、负荷共享降低个体应对环境的能耗。基线参数随依恋历史、人格、人际互动动态变化;基线持续不足会累积生理压力,提升身心疾病风险。
维持稳定、可预期的双向支持关系,属于匹配人类演化形成的能量调节模式;为他人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在场支持,同样构成对方的社会基线资源。
参考文献
[1] Davies, N. B., Krebs, J. R., & West, S. A. (2012).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ural ecology. John Wiley & Sons.
[2] Coan, J. A., & Sbarra, D. A. (2015). Social baseline theory: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risk and effort.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,1, 87–91.
[3] Coan, J. A., Schaefer, H. S., & Davidson, R. J. (2006). Lending a hand: Social regulation of the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.Psychological Science,17(12), 1032–1039.
[4] Coan, J. A., & Maresh, A. M. (2014). Social baseline theory and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emotion. In J. J. Gross (Ed.),Handbook of Emotion Regulation(2nd ed., pp. 221–236). Guilford Press.
[5] Roberts, G. (1996). Why individual vigilance declines as group size increases.Animal Behaviour,51(5), 1077–1086.
[6] Gross, E. B., & Medina-DeVilliers, S. E. (2020). Cognitive processes unfold in a social context: A review and extension of social baseline theory.Frontiers in Psychology,11, 378.
[7] Schnall, S., Harber, K. D., Stefanucci, J. K., & Proffitt, D. R. (2008).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erception of geographical slant.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,44, 1246–1255.
[8] Rossi-Arnaud, C., Pieroni, L., Spataro, P., & Cestari, V. (2011). Effects of pair collaboration and word-frequency in recognition memory: A study with the remember–know procedure.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,52, 516–523.
[9] Weldon, M. S., & Bellinger, K. D. (1997). Collective memory: collaborative and individual processes in remembering.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: Learning, Memory, and Cognition,23(5), 1160–1175.
[10] Sebanz, N., Knoblich, G., & Prinz, W. (2005). How two share a task: Corepresenting stimulus-response mappings.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: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,31(6), 1234–1246.
[11] Gonzalez, M. Z., Coppola, A. M., Allen, J. P., & Coan, J. A. (2021). Yielding to social presence as a bioenergetic strategy: Preliminary evidence using fMRI.Current Research in Ec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,2, 100010.
[12] Collins, N. L., & Feeney, B. C. (2004).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shape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: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.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,87(3), 363–376.
[13] Beauducel, A., Brocke, B., & Leue, A. (2006). Energetical bases of extraversion: Effort, arousal, EEG, and performance.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,62(2), 212–223.
[14] Saxbe, D. E., Beckes, L., Stoycos, S. A., & Coan, J. A. (2020). Social allostasis and social allostatic load: A new model for research in social dynamics, stress, and health.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,15(2), 469–482.
[15] Parkinson, B., & Simons, G. (2012). Worry spreads: Interpersonal transfer of problem-related anxiety.Cognition and Emotion,26(3), 462–479.
[16] Henriksen, R. E., Torsheim, T., & Thuen, F. (2014). Loneliness,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ugar-containing beverages: Testing the social baseline theory.PLOS ONE,9(8), e104421.
[17] Hughes, A. E., Crowell, S. E., Uyeji, L., & Coan, J. A. (2012). A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of borderline pathology: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social baseline theory.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,40(1), 21–33.
[18] Shahar, B., Bar-Kalifa, E., & Alon, E. (2017). Emotion-focused therapy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: Results from a multiple-baseline study.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,85(3), 238–249.
[19] Eisenberger, N. I., Jarcho, J. M., Lieberman, M. D., & Naliboff, B. D. (2006).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hared sensitivity to physical pain and social rejection.Pain,126(1-3), 132–138.
[20] Carmichael, C. L., Reis, H. T., & Duberstein, P. R. (2015). In your 20s it’s quantity, in your 30s it’s quality: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ocial activity across 30 years of adulthood.Psychology and Aging,30(1), 95.
[21] Liang, N., Grayson, S. J., Kussman, M. A., Mildner, J. N., & Tamir, D. I. (2024). In-person and virtual social interactions improve well-being during the COVID-19 pandemic.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,15, 100455.
[22] Fiese, B. H., Tomcho, T. J., Douglas, M., Josephs, K., Poltrock, S., & Baker, T. (2002). A review of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naturally occurring family routines and rituals: Cause for celebration?.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,16(4), 381.
[23] 贾成龙, 吴婷, 孙莉, 秦金亮. (2023). 依恋对象回应方式对不同依恋类型幼儿支持提供预期修正的影响.心理学报,55(03), 455–468.
[24] Holt-Lunstad, J. (2018). Why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for physical health: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modifying risk and protection.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,69, 437–458.
- 研究理论介绍|社会基线理论(Social Baseline Theory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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